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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巴爾的摩？種族主義，缺乏經濟機會，社區參與，還是什麼其他的？

　　隨著巴爾的摩動亂衍生出的好幾個首要問題，都已捲入輿論漩渦。很可能需要一個根本的制度改變，但是朝什麼方向呢？所有這些警察與社區間的全市性問題是什麼的結果？是社會的，種族的，政治的，法律強制，或者是經濟問題？又或者可能是上面所有方面原因的混合？依據這個問題的答案，左派和右派持有不同的觀點。我們需要做的是檢驗數據，並且研究如何不由政治驅動產生解決方案。

　　社會和教育解決方案

　　“公共教育的品質不應該依靠經濟或者是小區的種族事件，如事件中一個孩子的父母選擇生存——或者發現他們必鬚生存……”——1969年由聯邦特區法官詹姆斯·B·麥克米倫通過的斯旺決議。

　　解決社會和教育問題將會是一個偉大的進步。由於我們砍掉了行為健康、社會和教育課程的預算，因此連累到了這些課程為所有人提供公平服務的能力。例如，犯罪和暴力防禦課程實際上是包括兒童和家長的兒童保育和家訪課程，並被相關研究支援。為什麼我們不廣泛地設立這些課程？相比這些孩子一旦長大後被監禁，這僅僅需要花費十分之一的價錢。為什麼我們寧願花費十倍的價錢得來一個更壞的結果？難道工作技能培訓、創業培訓還有小額貸款就能是弗雷迪.格林悲慘死去前的解決辦法？我們將永遠不會知道。

　　相比世界上很多其他的民主國家，美國教育系統更缺乏效力。老師和管理員們確實負責了劣跡學生的考試成績。學校需要做出改變。現行制度下，學校不教年輕人如何為自己考慮，並成為合格公民，而且教授的東西脫離了勞動力市場。我們的教育制度需要做出根本變革，這是大多數人都知道的。這並不總是關乎錢的問題，而是要改變教與學的方式。

　　我們需要社區職工組織年輕人，給他們提供具有激勵意義的活動。年輕人需要積極的活動和成年人的指導。巴爾的摩的幾位部長已經向我們表示他們能利用好社區的核心和能量。一份旨在第一時間就能察覺問題以防學生被處分或開除的行為健康指導是學校基於行為健康的另一個解決方式。學校需要明白：成為良好公民和學習核心課程一樣重要。

　　種族解決方案

　　“我們終歸是要解決的。”——馬丁·路德·金博士

　　在機會、資源、教育分配以及法律強制方面一直存在種族偏見嗎？是的，確實一直存在。一些警察局曾試圖在治安方面消除種族偏見，但是對於一些轄區來說，它始終存在並且還在發展。所以，必須設置培訓，治安文化也需要監督並適時改變。

　　那麼種族之間在好的教育、貧困、機會、治安、越來越差的學校和社區以及針對年輕人的活動這些水準上會有差異嗎？造成這些的到底是種族還是貧困？事實可能兩個都是。

　　政策上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艾克頓公爵

　　這些問題中有一個潛在難題，政府在是否花錢提供讓人們生活更好的服務上面存在分歧。一派認為我們已經承擔不起債務了，必須減少預算。另一派認為，我們需要社會保障事業使人們生活提高到貧困線以上，不再失望，並且給他們實現美國夢的機會。

　　我們通過觀察成本效率和效果就能夠超越這場爭論。平價醫療法案已經減少了醫療保健總成本的20%，因為它的防禦效果和成本效率使得數以百萬計的人投保。讓我們把成本和結果效率的優先順序排一下，不要在過多監禁上浪費開支，而是把錢投在一些幫助人們獲得行為健康、工作技能、養育技能、和諧社區和學校以及兒童保育的項目上，而這只需要支付很小一部分成本。

　　執法實踐和刑事司法系統

　　“他們這群暴徒。”——《多重傳聲頭像》

　　一些城市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治理輕微違規行為，以便達到“清理街道”的目的。這種做法應該經受嚴格的審查，並且很有可能是會被淘汰的。結果是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比其他民主國家監禁了更高比例的人，有更多的暴力事件。

　　想要減少監禁人員比例，只有通過行為健康治療，出色的學校，治療而不是被學校開除，工作培訓和機會，小額貸款和創業培訓，以及，警方和社區的合作參與。一個在社區治安方面頗具創新性的項目，在使家庭中一個違法者走向正軌，讓社會服務取代監禁方面會非常有效。

　　輕微犯罪很可能意味著有一些潛在的社會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依靠社會事業解決社會問題會比採用逮捕、監禁以及其他對人和社會好意造成潛在傷害的方式更有效也更具成本效率。舉個很好的例子，針對毒品的衝突。吸食毒品是一種成癮治療問題。治療吸毒者，給人們創造能夠使他們謀生的其他途徑，而不是把他們都關起來，我們看看會不會在美國毒品交易方面有更好的影響。

　　經濟上

　　“減少收入不平衡能夠延長經濟發展的週期”——諾獎得主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貧富之間的鴻溝越大，攀登社會經濟階梯就越難，動蕩就越有可能以某種形式爆發。但是，像一些投資美國基礎設施的工程可以使很多人回去工作並能重建我們的城市、道路、橋梁。不是我們花錢的數目越大越好，而是要花得有效果，達到多重目的，而且錢還能夠通過稅收返回來。

　　像我們在巴爾的摩看到的那樣，一個社區能夠並且願意在一場危機中與警察局和政府協力工作。社區領導應該在下次危機發生前與政府官員和警方共同協作。每個人需要互相傾聽關於社區需求的意見。（心靈咖啡網）

責任編輯：袁丹華